从1935到2020 第255章

“六号车好几处扭杆变形严重。二号车有几处扭杆连接部位变形，一号车情况良好。”

科什金用信任的目光看着他点点头：“黄，真要感谢你了，要不是你，A20方案进度也不会这么顺利。”

年仅四十岁的设计师科什金说的都是真心话。

这次从哈尔科夫出发，他带来了三款不同重量的坦克20吨（1、4号车），26吨（2、5号车），32吨（3，6号车），每款各两辆。一路驶来，每款型号恰好各有一辆因为机械故障而半途抛锚，落在了后面。

其中仅有二十吨重的一号车与其他两车相较体型明显小了一大圈，上面装载的火炮口径也明显比二号车小了一圈，其上面装备是苏联刚刚研制的57毫米口径，42倍径的坦克炮。

而2号车上装倍的是76毫米口径/43倍的坦克炮。

至于那辆勉强完成长途行军测试的32吨重的六号车，虽然车体是为了85毫米坦克炮设计，但是因为火炮还未开发完成，所以只是简单粗暴地在车体里增加了铁块负重进行极限测试。

一个小时后，第四辆测试车，另一辆20吨级的“轻型”坦克也自行开到了目的地，到了当天傍晚，其余两辆掉队的坦克也先后到达。

三天后，长途行军的坦克，在进行了维护休整后，又在斯大林面前进行了一次测试表演，其中表现最佳的，就二十吨级别的一号和四号车，一号车安装的是57坦克炮，而四号车安装的却是76毫米的榴弹炮。

事后，斯大林在看了科什金交上来的测试报告，询问道：

“第一批A20坦克可以开始试生产了吗？”

“基本上没问题了。有黄的相助，一些隐藏的机械问题都被发现解决了。”

科什金看着斯大林身边的黄克点头道。

黄克也跟着向斯大林报告道：“毕竟只是20吨的车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比26吨和32吨的都要少很多。以小日本那身家，到战败这车对付他们都不会过时。只是可惜柴油发动机还没有准备好。”

“那就马上开始生产！远东那边非常需要新式坦克，T２６和BT７都太脆弱，而T28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红军的坦克兵非常需要你们优秀的设计。”

而后这款被批准开始量产的坦克被斯大林命名为T50坦克，在苏联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其被定性为了“轻坦”——20吨重的“轻坦”。

至于另外一款正在解决残余机械结构问题“26吨”级别的坦克，则提前得到了未来的序列编号：T34。

历史上苏德战争爆发前昔，苏联确实开发出了T５０轻型坦克，其标准全重仅有１４吨，但装甲防御力堪比T３４，主炮为４５炮，最大时速60公里。无论是在后世的坦克游戏里，还是历史上，其性能三围都堪称完美的“神车”——唯一的缺点就是，造价奇高，生产成本堪比T34.（主要是其鬼畜的发动机动力强大，却奇贵无比）最后只造了70辆就因为战争爆发停产。

而这个位面，这款T５０却因为黄克的出现，却在科什金手上被魔改修正后，以T34坦克的瘦身简化版，被提前具现了出来——二者的关系，就和中国的59式坦克与62式轻坦的关系相似。科什金的设计团队里的人，在已完成的，却还未完善的T34样车的基础上，“适当”地缩减设计，就弄出了这款缩水的“T３４”轻坦。

由于重量大减，２６吨级的车体没有解决的问题，在２０吨的车体上就直接“不治而愈”。

为了加快进度，大黄克特地去了一趟芬兰，到现场把全世界唯一现存的那辆T50坦克“摸”了个遍，还从俄罗斯那边弄来了T50和T54的设计图纸好好地瞧了一遍。

为了保证该车能提前面世量产，其还在测试过程中，黄克就亲临哈尔科夫工厂，随车测试，就是利用自己的能力提前发现该车在行驶中出现的各种隐性机械故障。有他相助，T50坦克的完善过程就相当地迅速，从最初的立项到通过第一轮的验收开始小批量的试生产，前后只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

和历史上的同名车相比，其重量多了六吨，发动机使用的是BT７坦克的同款汽油发动机，主要火炮却换上了新研制的57毫米坦克炮，最大公路时速达到了五十五公里。

黄克给予的评价是：综合战力在未来德国的50/60倍径的长管三号坦克之上，就算遇上四号F２型也能斗得不相上下，用来对付日本未来的９７奇哈坦克，那门截短炮管的５７炮还有些威力过剩。所以所事后他建议斯大林按三号车的标准，侧重于反步兵的型号来量产——反正被７６毫米榴弹正面轰中，也能直接炸开未来９７式坦克的正面装甲。（历史上：BT7A坦克就是使用L10，同款的76榴弹炮）

黄克的这个建议和远东苏军提出的要求不谋而合，斯大林当场就批准了。

八月十日这天，在看到又一款“先进装备”提前诞生，斯大林心情非常地好，当晚在克林姆林宫举行了一次酒会。戒酒已有半年的斯大林，难得地破戒举起了手中的葡萄酒杯。

而到了八月十五日，两位来自挪威的外国人来到苏联，给斯大林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他们是来找黄克的，见面之后，这两人告诉黄克，他因为对半导体的研究，以及发明了晶体管，已被挪威科学院一致通过，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

“大抄袭者”黄克能如此顺利地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中间有两个人功不可没。

一个人就是斯大林。

四月份的战争爆发后，晶体管电台第一次登上了远东的战争舞台。中苏两家的飞机坦克和地面步兵，都大量地使用这款装备，不过在战争中也有不少电台因为各种原因落入日军的手中。

当时日军上下拿到轻巧的晶体管电台后，全都震惊万分。而后又有部分电台，通过各种渠道先流入日本的秘密盟友德国手中，而后英法两国也拿到了样品。

在晶体管一事上，斯大林从一开始就不想保密。原因很简单：二战前期德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电台优势，斯大林巴不得英法两国能象他一样能完成弯道超车，早早装备晶体管电台以抹消德国人在这方面的优势，在这事上根本就不想保密。

在四月份的战争爆发的同时，他就让人以黄克的名义，在国际上发表了一大堆和半导体、晶体管制造有关的论文，瞬间引发轰动。一下子让黄克这个“头号中共间谍”，成了“科技名人”。

在斯大林和中共联手为黄克伪造和对外公开的身份档案里，黄克是苏联莫斯科大学提前毕业的高材生，半导体研究才是他的专业，去中国当间谍，纯粹只是“意外”，科研才是他的主业——这一点有其早期在交通大学短暂地讲学经历和著名的“黄克两百道”为证。

而另一个把黄克推上诺贝尔物理学奖神坛的人，却是黄克的老朋友皮埃尔.杜邦先生。这个精明而贪婪的资本家，在尝到了链霉素收割的大甜头后，得知黄克和艾琳娜这对情侣又弄出了“革命性”的发明，他第一时间就想到：又一个可大炒作，在股市上大收割的机会来了。

六月份的时候，皮埃尔.杜邦就飞到莫斯科，找上斯大林，谈判晶体管技术转移的话题。和链霉素的情况相同，苏联这时也是面临空有制造理论，却无法解决大规模量产半导材料的生产问题。现在制造的晶体管的核心材料全是大黄克从21世纪传送过来的——放在这个时代，其实就算是再过二十年也不一定能造出那些东西。

当时黄克很有良心地对杜邦说：“这东西我们只掌握了试验室小批量生产的技术，离工业化量产还是有些距离的。”

但是，已经尝过金融收割甜头的老杜邦哪里会信他的话，哈哈大笑地摇头道：“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卖点和可以金融炒作的大题材啊！”

当晚，地球上最黑心的资本家，和地球上资本家眼中最大的死敌头目，又一次地在克林姆林宫里碰杯，微笑，彼此都非常地开心。此情此景，让黄克不仅想起来了未来大胡子和小胡子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幕。

“好吧，在这事上我也有份，真香........”

事后，他向斯大林和艾琳娜叹息道：“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极限！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大资本家们发现，老老实实干活挣的钱，哪里比得上玩金融魔术大收割来得快捷。未来的美国，就是象杜邦这般，在享受金融魔术收割的快乐 中，在短短地二十年内，就由世界第一看谁全是弱鸡的顶尖强国，堕落成了去工业化严重，连造金门大桥的特种钢材都要向外国进口的不堪。”

而斯大林则答道：“未来我会把这件事，记入教材里，让苏联下一代们知晓的。”

两天后，皮埃尔杜邦开心地离去，然后安排人脉，动用关系，继续炒作晶体管这话题，硬是把晶体管吹成了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大门的神物——在这事上，他倒是没有吹错。

虽然这个时期，制造晶体管材料的设备连影子都没有，但是在黄克告知可以一次性提供上百公斤的现成的晶体管材料，足够造出上亿只晶体管后，老杜邦立刻就在美国拉了一伙人，建了个皮包工厂，宣称这是引进了苏联的技术，在美国建造的晶体管工厂。

——但实际上这家工厂就象苏联的工厂一般，两年内暂时只能靠黄克提供的核心材料“手搓”生产晶体管。

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就是上次链霉素炒作的重演：炒作该题材，建造“假”工厂，然后向社会融资上市.......又一波金融大收割开始了。为了配合炒作，第一批用晶体管制造的收音机，也会在今年的圣诞节在美国上市。

作为这笔肮脏的收割计划的参予者，中国和苏联都跟着美国财团分了一杯羹：苏联得到了更多的“美国不良资产”转移作为补偿，中共方面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手上拿到了大量的“抗战捐助”，三家是皆大欢喜。

这个时期的西方世界，是非常歧视华人的。历史上晶体管的发明者确实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是白人。艾琳娜能获奖，也是因为她是金发碧眼的“纯血白人”的外貌方能轻易获得认同。

黄克本来没有这么容易获奖的，但是为了把未来的股价炒得更高，在美国财团的暗中推手下，以黄克为首的所谓苏联半导体试验室，轻松地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身在莫斯科的黄克，这时也收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科学院发来的演讲邀请。

和另一个名字同样带克的陈姓同行不同，小黄克在这事上还有一些节操，对于自己这种“抄袭得奖”很不好意思，但是斯大林却告诉他：“这是你应得的也是必须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制度上，思想上，科研上，军事上，每一样都要竞争的。另一个时空，我们所以失败，很多原因就是在这些软实力的地方输了。”

黄克在莫斯科的时候，只要有空，斯大林都把他叫去聊天，细细地询问冷战时美苏对抗期间发生的那些事。聊得多了，他也渐渐弄明白苏联的解体，并不仅仅只是戈地图一个人的责任，也弄清楚了苏联输在哪。

“就象日本会被我们耗死一般，苏联也是被慢慢耗死的。不光是经济对抗上输了，思想对抗，文化对抗上，更是一败涂地。”

克林姆林宫里，两人谈起这个话题时，黄克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把诺贝尔奖看得太神圣，本身就输了，因为这等于我们认同资本国家建立的“标准体系”。在未来，诺贝尔奖也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东西，短期内是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但是冷战对抗开始后，资本主义世界也会慢慢地意识到他的作用，并暗作手脚，毕竟他们才是裁判。”

关于这个国际舆论话语权问题，斯大林和黄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事情其实都是“阳谋”，两人虽然头痛却无可奈何。

不管怎么说，黄克一个中国人拿到诺贝尔奖，还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共产国际内部引发了不小轰动。未来的几天里黄克收到了各国同志发来的各种贺电贺信。

但黄克拿到诺贝尔奖的开心，只维持到了八月二十六日。

这一天，他在莫斯科收到电报，日军驻淞沪的第二师团驻地遭遇“不明炸弹袭击”，多名日本浪人被炸身亡。

第二师团借口搜捕凶手，要求进入附近的国民党控制区，而后与当地守军发生军事冲突。

淞沪会战爆发。

-------------------- 第246章苦闷的人和喜悦的人 --------------------

历史上的淞沪会战，拥有本土作战优势的常凯申，最初面对的仅仅是当地三千日军加几千的武装侨民。然后打了十天都没有全歼日军。其间日军一个假谈判，就让他按兵不动，错失良机

十天之后，日军从国内紧急动员派出的第一批万余人的援兵赶至，然后常凯申这个败家的蠢货，干的最蠢的事，就是把一个师又一个师的部队，投到海滩边上，让日军的海军炮一炮一个营地大量消灭。超过六十万的陆军对抗日军5个师团1个旅团达13万人的兵力，最后死伤超过三十三万人，而日军战死两万，受伤四万，双方伤亡比约为5.5比1。

看起来伤亡比好象很不错，不过当时参战皆是全国军阀中的精锐，其中东北军、湘军的精华几乎全在这场战役中死光耗尽，常凯申以损失几个被吹上天的德械师为代价，成功地借日本人之手，把国内真心抗战的能打之师，通过他的瞎指挥神操作，全部坑得七七八八。

而这个位面的淞沪之战，大战前日军已悄悄地将第二师团精锐部队布置在淞沪地区，提前强占了浦东之地为作未来的登陆场。加上租界里的海军陆战队、武装侨民等，到八月二十五日开战前，淞沪地区的日军总兵力，已超过了三万人。

在浦东地区，日本不但拥有数量惊人的驻军，甚至还有多处机场，并放置了一个联队的空军。

比起历史上常凯申难得的先动手让日人小吃一惊，然后才勿忙地由国内派出援军，这个位面第二师团“独走”前，光是在就近的台湾方向，就有三个师团的日军整装待发。

安藤井治的独走，只是上层故意放纵的“独走”，实际上他何时行动，准备怎么行动，东京大本营这边是一清二楚。

当所谓的“日军驻地遭遇袭击”事件发生时，日本海军，长门号、陆奥号战列舰为首的联合舰队，已经护送第四师团，前往上海支援的船队，离上海仅有一天的航程。

开战后不到一天，由赤诚、加贺号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就已飞临淞沪上空，给予激战中的日军以空中支援。

二十六日开战，二十七日凌晨第一批日军就已经在川沙镇、吴淞口一带登陆。而在当晚，顶在淞沪前线的卫立煌和汤恩伯的部队，就在这时开始遭遇日本海军火炮的的猛烈轰击，损失极为惨重。

军阀的特点，总是习惯性地让不属于自己的杂牌嫡系先去死，陈济棠也不例外。四月份常凯申政权崩垮后，汤恩伯和卫立煌这两位“顶常”顶到最后一刻的将领，战后虽然被陈济棠收编，但是在陈济棠眼里，到最后一刻才投降的“不识相”的二人就成了眼中钉。

汤恩伯的十三军，名为军，实际上这时仅有残破的万许人。卫立煌就更惨了，他的两大嫡系师，宋希镰跑得快带着一个师投了湘军，他这个常凯申的铁杆，这时身边仅余下冷欣的一个不完整的第四师。战后，陈济棠打赏功臣分赃，对于他这样的“不长眼”的家伙，自然也不会有好眼色。

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他没有马上对二人进行处置，表面上了保留了编制，军饷“严格”地照现有的“人头发”，半点给二人吃空饷和扩军的机会都不留。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两人 虽然挂着军长的头衔，手下的部队反而是只减不增，开战时顶在最前线的第十三军、十四军兵力加起来还不足两万人。堂堂的嫡系中央军（曾经），却装备差，弹药不足士气也十分地低落。

两军面对着日军第二师团的猛攻，其武器、弹药、士气皆不足的部队，勉强抵挡了一天就濒临崩溃，二十七日这天，随着日本海军加入支援，第一波援军抵达，两军就全面崩溃，被迫后撤。随后的几天里，更多的日军在淞沪地区登陆。

到了九月五日，已有三个师团一个旅团的日军进入沪杭地区，总兵力已超过八万人，而且后续的兵力还在急速增加。

而这个时期，陈济棠在浙江的部队兵力并不雄厚。真正属于他的嫡系主力部队仅有六十二军，余下的皆是拿下南京后收编的常凯申的部队，零零碎碎加起来超过四万人。从四月份入主南京到日军开战，他只有四个月的整合时间，这段时间他的精力大半都花在压服各方，整合内部，实际上对常凯申残部的收编做得很差。——也不是没有做，比如从红军手中要来丘清泉帮助组建装甲团，但是时间根本不够。

第二师团发起攻击时，沪杭地区的国民党兵力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足十万人，真正能称为箐华主力的不到五万。

至于另一个势力桂系的部队，这时李宗仁和白崇禧小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们四月份在和陈济棠争权上位失败后，这两人也看出沪杭地区的日本人的威胁很大，本身又不是太受沪杭士绅和国民党内部势力的欢迎，早在六月份就把自己的核心部队撤到南京西南面，有意地避开和日本人对峙的第一线。

小诸葛白崇禧大智慧没有，鬼心思却很多，他也嗅出了这儿的风险，早早地提前退后一步。淞沪开战时，桂系的部队离沪杭前线，最近的也有二百公里远。至于长江北岸的东北军，由于日军的海军封锁了长江口，短时间内他也无法将部队调到南岸来支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江南肆虐。

分散铺开的国民党军既无数量上的优势，也无质量上的优势，前线的部队勉强抵抗到九月三日全线崩溃。战斗打到九月七日时，淞沪地区的国民党军已经被击退了上百公里。虽然这个时候桂系的援军也在入场，但是在兵力上相对日军，连局部战场的人数优势都没有。

当淞沪地区大炮声响起时，待在北平的李润石，在叹息之余，只能这个时候下令天津的地区红军对着冀东的日军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以为牵制。

当时，他对朱老总说：“从战略上的角度说，淞沪战役，被动应战的陈济棠，在一开局就输了。”

而同一时间，得知日军真的在淞沪开辟第三战场的斯大林，当时的心情却是“惊讶无比”比，他对黄克这个日本问题专家道：“日本军部的参谋们疯了吗？东北华北面临着这么大的压力，他们居然还敢在这个时间点另开战场？”

黄克答道：“现在是八月底，江南的稻米开始收成了！在华北东北损失惨重的日本人，需要一个减压口来渲泄前面连续战败带来的内部压力。”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兵力分散，败得更快，就不管未来了吗？”

“他们不这么做，现在就会内部爆炸。佐尔格同志传来消息，五月到八月，日本国内已爆发很多次米骚动了。东京那边，那些军国主义疯子，少壮派军官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围堵国会大楼也围了好几次了.......”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命令远东方面军立刻发动第三轮攻击.......”

“十万人！五个师团，或者只要四个师团，甚至更少些，四五个师团，就够日军扫平江浙了。我来中国之前，主席评估过那里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全部加上，大概也就只能抵挡两个师团的日军。而且陈济棠是广东军，李宗仁是广西军，终究是军阀本质，和红军是不同的，加上又是客军，不要太高估他们部队作战意志......”

黄克看着桌上的中国地图叹息着，他来苏联前，和主席讨论过这里的前景。日军如果不顾一切地发动南进攻势，大概只需投入十个师团，就足以在短期内，横扫南边的军阀势力——因为兵力有限，他们要分兵占领，完全控制多省肯定是做不到，但是学蒙古匈奴人的以战养战，边打边抢的“蝗虫”战术，短期内却可以祸害大半个南中国。

而最糟糕的局面，就是日军利用海运的优势，不断地集中兵力，沿海投放浙江、福建、广东这三省，都可能在短期内沦陷。

斯大林道：“我马上命令远东方面军发动新一轮攻势。”

当斯大林命令秘书向朱可夫发去电报时，黄克却默不作声地静坐在一边。斯大林下达完指示后，突然回过头问黄克道：“你的冷静让我感到有些吃惊。”

“怎么了？”

“你有些过度冷静了.....另外，李润石发给我的救助电报时，字里行间透出来的语气，同样也有些过度冷静。”

黄克没有答他，只是表示自己有些劳累，然后就告辞休息。

当晚，他和艾琳娜躺在一起时，艾琳娜也问了斯大林相似的问题。

“我原以为你和主席，都会向斯大林要求苏联红军发动更大的攻势，但是你们只是要求他把九月攻势提前了几天，你们要得太少了！”

黄克把脸埋在她的胸口，轻声地道：“因为你的付出，牺牲，我们已经取得了梦幻般的美好开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