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到2020 第268章

知道真相后，胸中这口气一泄，卫立煌过了一天就去世了。据其家人回忆，卫俊如走之前，一直在反复地念叨着：好一个黄元兴，好一个黄元兴......

该车由于黑历史太多，一直是中共的最高极密，长期一直都待在苏联被解析榨油，七十年代末被交回中国。但也一直长期作为至高机密，被封闭保存，不被官方所承认存在。

第一款：镶满宝石的垃圾筒

红军第一代装甲兵，真正驾驶的第一代坦克，却是从南昌零元购后获得的四辆意大利的CV33坦克开始——关于该车，意大利人卖给中国的官面上记录的是CV35（即1935年产），但实际上出售的却是自己用过的二手CV３３旧货（此为史实）。

（PS：正史记录里，南京国民党政府前后从意大利获得该型坦克数量大概在20辆左右。这一点感谢吴名捷，他给我找来重要的史料记录是二十辆，而百度到的相关资料通常是十辆，这方面数据是错误的。）

最初的四辆是长沙零元购时获得，山西战役时又缴获了四辆，淮南战役时，红军又前后获得了余下的八辆。最后四辆则一直放在南京教导总队充当训练车。常凯申倒台时，这四辆CV３３被陈济棠获得，并在淞沪会战时全部损失。其中车体保持较好的两辆被拉回日本放在东京公园展览，余下的两辆残骸则被日军回收作为废铁，拉回国内炼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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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手中的CV３３坦克，被苏联教官戏称为“镶满宝石”的垃圾筒。

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CV３３车体本身，毫无亮点之处，但是因为某个国家级高级技师的强迫症，他亲自下场，先后对八辆CV３３进行了丧心病狂的魔改：铆接全部换成焊接，手动焊制了八个机枪炮塔，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电转动设计驱动炮塔旋转，小小的３。５吨级的超轻型坦克，却加装了无线电台，更披挂世界上第一代反步兵跳雷，到了后期甚至还换上了先加轻巧的晶体管电台——小小的一辆破车，却丧心病狂地叠满当时全世界能找出来，想出来的最先进的装甲辅助设备，直把初次接触这款战车的苏联教官雷得外焦里嫩。

“乞丐穿皇帝装！”

“镶满宝石的垃圾筒！”

最初四辆的“镶满宝石的垃圾筒”，参加了剿灭马步青运输队的战役，巴彦卓尔战役，山西战役，在平津战役后期时，还参加了阻击日军第一、六师团的战斗，期间被日军击坏三辆（战后回收修复），但全部幸运地活到了战争结束。

由于该车零配件供应麻烦，通州战役结束后就退居二线，充当装甲兵学校的教练车。南京战役期间，日军放弃冀东后，其被调到山海关一线供给步兵使用。1938年后再度被撤到二线充当教练车，而且后一直用到退役。

淮南战役时红军缴获的余下八辆CV33，其中四辆装上了苏联支援的37毫米反坦克炮，改造成了自行反坦克炮，在红军中被称为“意37”，由其底盘和苏联的T27同出一门（卡登洛依德装甲车的仿制品），也经常和T２７的同款变形车SU3７外形相似而被误认。

淮南战役获得的八辆CV３３和其变形车，在后来都参予了南京保卫战，战役结束后，只有一辆意３７和一辆CV３３得以完整保存，其余全部战损除籍。残存的两车战后被划归装甲兵学校作为教练车使用，退役后被南京保卫战纪念馆收藏。

T27坦克——CV33的堂兄弟，卡登洛依德苏联版。

由于其全重仅有2.7吨，自身道路通过性强，一辆卡车就可以运走。在对外海上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后断，其是红军最容易获得的履带式装甲车补充之一。该车是也抗战时期，工农红军拥有量最多的一款战车，前后数量超过两百六十辆。

在苏联该车是被视为装甲车和教练车，但在落后的中国，很多时期其却承担了坦克的职责。

该车来到中国后，主要的任务有三。

一是作为新手教练车，

其次是进攻作战时，作为主力T26坦克的下手辅助，架上机枪跟在T26和T60身后狐假虎威打掩护，对付敌军的 反坦克步兵。

而到了防御作战时，其则扮演重要的战场消防员和移动机枪塔的角色。

在教官给坦克兵分发的战斗手册，第一句话就是：T27皮薄如纸，千万不要让他单独冲击有反坦克炮的阵地。

苏联人送到中国的T27坦克，有一半都在激烈的战争中损失。

其变形车有多种：红军先给后给其装上37毫米反坦克炮改造成SU37（官方称呼是苏.37）,不过苏37实际有三种，一种是安装了苏制的37毫米反坦克炮，另一种却是装了缴获日军的同类型的37炮，还有一款异类的改造版，却是换上37毫米的轻兵炮。

此外还有用少量获得的20毫米机关炮改装的，类似波兰TKS同款变形车的产品。

除此之外，一些前线的装甲部队，也将82毫米迫击炮在该车上，改造成自走迫击炮车。

有些部队还给副驾驶配备了12.7毫米的反坦克枪，甚至还有将美制、苏制的12.7机枪都架上的。

最丧心病狂的改装是，南京战役期间，防守部队在该车车身上焊了足足十二枚反步兵定向跳雷，改造成了自动跳雷车用于防御作战。

不过以上述这些变形车，大都是前线作战部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的“个性化改装”，数量极为稀少，鲜有能存世的，后世时大都只能在游戏里和老照片上看到一些踪迹。

维克斯坦克E型坦克

英制的维克斯坦克，是苏联的T26坦到克来前，红军获得的性能最好的坦克。山西战役时缴获六辆，淮南战时又获得四辆。

早期缴获的部分坦克，红军用从T26上淘汰下来的91马力发动机替换了其原装的75马力风冷发动机。不过由于改装麻烦，只改造了四辆后就作罢。改造后的三辆被送给傅作义，参加了通州战役和香河阻击战。余下的被卖给陈济棠，而因为零配件维护问题，傅作义手中的该车很快也被红军用T２６换回送给陈济棠。

陈济棠在淞沪会战前共获得十辆维克斯E型坦克。其中七辆在前期作战中损失，余下三辆撤回南京时被红军接收，参予了南京保卫战。战役结束时全部战损。

战役结束后，红军意外地从日军手中又缴回了一辆先前损失，又被日军修复使用，再次被击伤遗弃的维克斯E坦克，用其他废弃旧车的零件将其替换修复后恢复了战斗力，不过同样因为缺乏零配件，该车很快就被退居二线充当教练车使用，多年后被南京战役纪念馆收藏。

和CV３３相似，一辆被击毁被俘的维克斯E型坦克，在淞沪战役爆发早期时，被日军拉回东京展览，以显示其赫赫武勋鼓舞民间支持战争的士气民气。

Ft１７雷诺坦克，数量：2

南京国民政府手中非常稀有的一款战车，其是东北军张学良所有，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最后的“家底”，后来被张学良送给常凯申。因为过于古老，一直只是作为训练坦克使用。南京保卫战期间，这款一战时的古董坦克也被拉出来，作为机动堡垒参予了防御作战。红军也知道其性能不佳，所以一直都是将其置于步兵防线后方作为可移动的机枪堡垒使用。

由于位置总是在步兵防线后面，战争中多次被日军榴弹炸伤炸断履带，修复后又被再次打伤。后面由于缺乏修复零配件，失去行动力后被拆除了发动机等可利用材料后，就作为前线的固定机枪塔使用

战争中两车不出意外地在拉锯战中被双方炮兵集火，最终被打为零件状态。

-------------------- 第263章全面崩坏 --------------------

淞沪会战，在日军早先的作战计划里，高层最初的“妄想”，只需出动三个师团就可以扫平淞沪，为安全起见，在冈村宁次的强烈要求之下，方才增加到五个师团。

等红军九月一日正式南下，宣布要在代替陈济棠死守南京时，五个师团变成了七个师团，本作为预备队，最有战斗力的第十四师团也很快投了进来，而后战争越打越惨烈，越打越大越失控，日军添油般被迫不断地增加着军队的数量。

就象开战之初，彭石穿对着全世界的媒体所说：倭酋已无可用之兵一般，从增兵到第十个师团时起，日本国内的军工动员能力已达到极致。从国内派往中国的师团，装备和训练皆越来越差，按日军的标准皆只能算是丁等师团，“步枪”师，其携带的火炮，撑死也就是50掷弹筒和小口径迫击炮。

质量不够，炮灰来凑。和装备越来越差相反，这些新增的“步枪师团”，个个战兵比例高得惊人，编制也大得惊人——这些新增师团人数最少的也有二万五千人，多的话甚至达到三万人。

毕竟是只值两毛五分钱的马粪炮灰，再加三十日元的战亡抚恤金，死多少大本营都不心痛，反而会庆幸少了张嘴减少了闹米骚动的动力。（日军抚恤金不同时期有轻微变化）

到1937年十二月底27日战役结束时，日军前前后后投入的师团总数，已达到了二十个师团之多，而兵力总数也由最初的十二万人，猛增到战役后期时的五十五万人——这是个恐怖的数字，要知道在1936年秘密动员前，日本最初也就是十七主力师团。

一月二十七日，南京战役结束。安井藤次率领十四个师团的残军大踏步地向上海方向撤退。第三任的华东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被紧急派过来收拾残局——因为土肥原贤二六个师团的大军深陷淞沪，全军覆没，第二任司令官松井石根作为大罪人被撤职查办。军部高层各种推锅之下，最后把倒霉的畑俊六派过来。

畑俊六来到上海时，前线退回来的部队，加上上海地区的驻军，满打满算，四肢完好基本没有伤的日军，仅有十三万人——消极救援的安井藤次，在付出了三万人的死伤后就撤退了。

畑俊六没有处份安井藤，心里甚至理解他。如果他真的按雍仁的乱命强攻南京解围，接下来日军连保卫上海的兵力都没有，直接被共产党部队一波赶下来海了——至少现在靠着这十三万人，还能撑上一两个月。

畑俊六清盘损失，得到的恐怖数据：算上安井藤次这一波带回的伤兵，上海现有伤兵接近十五万，另有七万伤兵被提前送走，日军在江南漫长的四个月的战争中，共收获了二十二万的伤兵，加上安井手上十三万的“完好”人毛，这也就是五十五万参战日军最后剩下来的数字。

55-13=42

在持续了四个月约一百二十天的南京战役里，日军连死带伤加被俘，总计损失了整整四十二万的部队——其中不可回复的永久损失是二十万。（注:二十万里，战死十八万，两万人被俘)

之所以伤亡比接近一比一这么高，却是南京战役大反击时，被包围的十万出头的日军有八成战死、饿死。瞬间拉高了阵亡率。此外另一个原因却是，日军正在过去四个月在淞沪地区杀烧掳掠无恶不作吸饱了仇恨还债，虽然有纪律，但是实际在作战中，“只要没人”注意到，打扫战场时大部分参战的战士都是悄悄地往那些重伤的日本兵身上补刀，“能不俘虏就不俘虏”早就是大家心里的共识。

第三个原因和黄克有点关系，臭粪地雷和金粪炸弹的疯狂滥用，加重了日军伤员的感染身亡率。为了节省炸药用量，无论是粟裕的敌后破交作战部队还是南京城内巷战，混和了干粪便的手榴弹和地雷都被疯狂的使用，因为这二者是红军除了燃烧弹外，唯一可以放手大批量使用的装备。

这些以常规颗粒黑火药为主的爆炸武器本身威力不大，破片不足，很难直接炸死日军，但是一点擦伤后，却有一定的机率引发后继感染，诱发坏血病。南京保卫战里，守军每天消耗的手榴弹数量以十万计，由于炸药供应量有限，大半的手榴弹皆是黑火药为主要成份。

被黄克带坏了红军军工，早就把干粪变成为“黑火药”手榴弹里必须添加的“威力增强剂”。（填充猛炸药、TNT的手榴弹不会加干粪）

一天扔出十万枚干粪手榴弹，每枚填充10克干粪就是1000公斤。干粪粉末在城市里被炸上天，漂浮在空气中。这还不算干粪地雷，还有各种抛射的干粪爆炸物。

“金粪”这种原始的生化武器，在红军手上也算是被玩出花来了。造成的后果就是整座南京城在这四个月里就一直是恶臭弥漫。空气中微生物滋生，伤员伤口感染率居高不下，有时一点破皮小伤，运气不好就转变成坏血病要了日本兵的命。

“红军有青”，青就是指无限量供应的青霉素，自然不怕这种事，但对面的日本兵就惨了，因为伤口感染加重诱发坏血病，死在后方医院的日军数量并不少。

这个时期磺胺才刚刚被发明，售价惊人，青霉素同样价格不菲。两毛五分钱的陆军马粪，死掉比治好更省钱。财政上早就打破产的日军，哪里舍得进口高价抗生素给二十多万伤员治伤。

（注：历史上整个二战时期，日军都无法自产磺胺粉，这东西在日军中也是奢侈品。如果哪个日军把磺胺粉直接往伤口上洒，是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的。）

南京战役结束后，损失惨重的日军一路向上海方向败退，春节时，日军在淞沪地区的控制区域，已经被压缩到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控制苏州、南通，嘉兴、宁波（一小角）几片不大的地盘。他们要面对的，是已经歼灭了土肥原部，正在修整和等候弹药补充的，整整六十万士气正盛的主力红军。

畑俊六手中虽然还有十三万的可战之兵，可是这些部队重武器严重缺乏，炮弹也不足，制空权更不在手中，如果不是还有海军马鹿撑腰给点底气，加上对手在前期的连续大胜和扫荡浙江的进军后，目前也进入了力量暂时耗尽需要修整的进攻转折点，否则华东方面军早就直接被赶下海了。

这个时期，其实日军高层，从天皇到军部的马陆，个个都知道华东战局完全崩坏，不可救药。现在这个时间点应当是利用这个窗口期不惜一切代价，从海上撤军走人。

但是哪怕到了这个田地，面对着对面整整六十万，正在修整，过年后一定会再次进攻的抗联部队，军部高层现在还在为“谁来下达撤军指令”而各种装傻甩锅——后世的福岛危机也就是这么弄出来的。

畑俊六被任命为第三任司令官，上级是要他来背锅的。但是这个老鬼子人越老性子越油越滑，死也不肯下达这个命令。他紧急被派过来接替被宪兵带走的松井石根时，做的唯一一件积极的事情，就是加快了伤员的撤退速度。

而这个时期，中国进入春节。连续打了四个月恶战的对手也需要时间休整，借着大胜之机，这一波的胜利，红军直接拿下了浙北浙中，整个浙江省除了靠近江西的一些边角之地被桂军占着，几乎完全都被红军揽入怀中。

这又是一大锅未消化的夹生饭。更让北方的李润石感到头痛的问题，他们在解放了浙中浙北的同时，也接过了日军扔下来的负担。控制浙江的这四个月里，日军疯狂地在当地收刮一切看起来值钱的东西。秋收之后更是把所有的粮食能抢走的都抢走。本是鱼米之乡的浙江，居然春节前就开始闹粮荒。当地的民力，已经被耗尽。

再加上南京战役胜利后，中共和南方的陈济棠济、李宗仁政权间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也变得愈发微妙甚至是诡异。

南京可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陈济棠不战而逃，红军守住了，打胜了，自然是理所当然地吃下去不会吐出来。

整个浙江省，大量城市也是红军解放的。战役后期，粤军桂军加个湘军东进，不轻不重地和日军打了一架，也算是做出了一点贡献。而整个战役期间，陈济棠的空军却是表现最好的，从头打到尾，甚至打出了一位击落八架日机的王牌（此为史实）

面对着虎据浙江的六十余万红军，粤、桂、湘的那点人马，自然是有如巨鹿之战后的诸侯面对楚霸王项羽，三家皆战战兢兢，老老实实不敢多伸手。但是不把他们摆平整得老实了，李润石也不敢轻易地在自家的部队完成修整前马上进攻上海。

于是从一个月底到二月底，整个南中国的战场，基本就平静下来——北面和日军接壤的地方，各种烂战袭扰，冷枪冷战，还是象往常般继续进行，但大战却暂时停了下来。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南北两方的势力之间，还是日本和南北中国势力间的秘密交涉，甚至是前期一直装成看客的“外国友人”，都利用这个短暂南中国停战期，开始粉墨登场，各种表演。

具体的情况，套用后世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出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有些势力想通过谈判桌得到。

长江以南的情况如此。

长江以北地区，多田骏在得知南京战役日军大败，土肥原贤二的六个师团被全歼于南京城内后，他的部队也在这个时间开始收缩后撤。

作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三战场”，国内生产的武器弹药，都被优先供应东北和淞沪了，多田骏在山东的部队是爹不亲娘不爱，要啥没啥。四个月里最大的补充就是给他送来了两个师团，共四万多人，连枪都没配齐的“步枪师”。也幸好多田骏前期打韩复渠时在他身上吸了一口血，用缴来的枪械才勉强把这批枪械不全的步枪师补全。

他名义上拥有七个师团，约十六万人的部队，这四个月里要应付的是二十五万的东北军，五万的西北军（两家也扩军了），以及二十万的红军。

兵力上，多田骏并没有占优。也幸好这四个月红军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南京打“政治战”，多田骏弹药武器不足的部队，仗着素质的优势还能在山东和苏北战场维持轻微的优势。但是随着红军大量进入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局面很快就变成了放大版的冀东。

进入到1938年一月后，多田骏的部队在山东的“均势”越来越难维持。南京战役后，金田骏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山东苏北“架子铺得太大”，再不收缩就要成为土肥原第二了。春节前，日军收到的另一个坏消息，就是苏联人已经把铁路修到内蒙古边境了。而从内蒙边境到包头那一段，余下的不到三百公里的距离，共产党也已经把路基铺好，现在那儿余下的也就是最后铺设铁轨工程了。

最多到二月中旬，从包头到西伯利亚的铁路就会全线贯通。一想海量的军火，将会以更高的速度和效率流到中共手上，磨利这头正急速发育的猛虎身上的爪牙，多田骏就头皮发麻。

在发给大本营的电报里，多田骏直白地道：最多到明年三月底，等中共在山东的部队完全接收苏联援助的军火，山东战局就会完全崩溃——更容易理解的话就是，“你们再这样装聪明人，只会鞠躬不肯决断，我们山东派遣军四月后一定会全军覆没的！”

江南、山东战局崩坏的同时，东北的情况同样糟糕到极致。

红军在年底大反击时，接替了朱可夫的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着苏联红军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冬季攻势。

过去的半年里，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罗科索夫斯基作为朱可夫的副手协助，目的就是为了“无缝接合”。朱可夫一走，罗科索夫斯基顺势上位发动冬季攻势。

就气温而言，其实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地区冬季的气温，比莫斯科还要寒冷。一月之后，整条黑龙江都冻结了。所有的中苏边境，瞬间就成了苏联红军可以肆意突破的节点。

苏联这一波的冬季攻势，罗科索夫斯基在西面进攻，苏军兵力比朱可夫时期要少了三分一，却多了整整十二万经过整训的中共抗联的配合——南京战役，中共的胜利，让苏联人对身边的“中共兄弟”战力信心大增。过去一年里，抗联的兵也是苏联教官帮助训练看着成长的，战力如何罗科索夫斯基心里有数。

而且这一波的攻击发动时，北面的黑龙江沿岸，另外两位苏军名将卢金和华西列夫斯基，也带着另一支主力红军，趁着江水结冰，直接从冰面上开着坦克碾过河面，杀入黑龙江省。

苏军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配合南京红军同时进攻，打到一月底停止进攻时，整个黑龙江省基本已完全落入苏军手中，哈尔滨也被解放。之所以没有继续进攻，完全是因为东北恶劣的气候条件，阻止了苏联红军继续扩大战果。

战争打到这个局面，日本人在中国的全面溃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一月初，南京战役还在收尾时，关键时刻总是“失踪”的英国人首先站出来，想为中日苏三家调停，然后罗斯福也紧跟着一起发声，呼吁“世界和平”。

这两个狗娘养的王八蛋国家想干什么，无论是李润石还是斯大林都一清二楚。好在该做的，两家一月份也都做完了。二月份休整期时，除了继续加紧练兵、囤积军火和物资，消化新得之地外，中苏两家对英美提出的“和平建议”心里有数，左手拿着手枪藏在身后，右手戴着拳刺，面带微笑，装模作样对着英美两家的和平呼吁作为出回应，表示可以和日本人谈谈。

但实际上，私下里李润石和斯大林的暗中通话，关于谈判两人具体的真实看法，其实用几个字就可以总结出来。

“谈你妈逼啊！”

在这个强盗都要装成绅士的时代，两家领导当然不能这么粗俗地回答。作为回应，他们在第一时间提出了日本人难以接受的和平前置条件：日本滚出东北，交还台湾，惩治战犯，审判天皇，赔偿巨款。

日本人自然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所以整个一月份，中苏两家继续痛打日军，一直打不动为止方才停手，然后一边喘息擦汗，一边勉强答应和日本人“谈谈”。

中苏两方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愿意停下来陪着这群流氓说废话，原因是两边的领导人都知道历史，知道有一件比中日苏三国大战，影响还要深远的大事马上就要发生了。